2011年10月22—23日，由杭州市人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承办，杭州西湖国学馆协办的“第二届中国南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

本次会议是继2008年首届“中国南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海内外南宋史界的又一次盛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卜宪群，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邓小南，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王水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志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朱瑞熙，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李裕民，台湾大学名誉教授王德毅，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李弘祺，台湾成功大学教授刘静贞，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近藤一成等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的共近90位海内外知名南宋史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专家会学者共提交了80余篇论文，并就南宋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社会、文化，以及南宋都城临安等相关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现将本次会议讨论内容综述如下：

南宋政治军事方面。何忠礼教授的《试论南宋灭亡的原因及历史教训》一文从内外两方面分析了南宋灭亡的原因以及这段历史留给后人的经验教训，认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其次，要澄清吏治，严格执法。第三，要加强军事建设，重用优秀将领，提倡尚武精神。曾庆瑛、陈志超的《后妃与南宋政治》一文，通过对南宋七位后妃参政情况的叙述，分析了南宋后妃参政的不同动机和不同结果，为南宋政治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顾宏义《“层累地造成”的宋金采石之战史发覆》一文认为，历史上著名的采石之战，实质上是一场影响甚巨、但规模不大、战绩有限的遭遇战。采石之战之所以能辉映千秋，乃是自虞允文的三通江上报捷奏劄、蹇驹《虞尚书采石毙亮记》、杨万里《虞公神道碑》，经李心传等史家的“客观”考辨，直至《宋史·虞允文传》，“层累地造成”的。有关南宋政治军事方面的论文还有张其凡、王冬梅的《留正与光宗朝后期政局》，陈峰的《宋代讲武礼的主要内容及其演变》，虞云国的《南宋初期降伪游寇略论》，贾玉英的《南宋中央监察制度变迁略论》，杨倩描的《宋蒙白鹿矶之战述论》，韩桂华的《变乱之际边城缩影：南宋初年泗州争夺战》，吴铮强的《从理学家的党争史到理学的政治文化史》，郑丞良的《试论南宋嘉定时期国是争论的舆情与政策》等。

南宋经济和法制方面。葛金芳的《南宋赋役制度整顿及其经验教训》一文认为“经界法”是“据地出税”时代解决税役不均痼疾之正途，确有成效，但因成本高昂之故而推行不畅；“推排法”是介于“经界法”和“自实法”之间的折中之策，简便易行，但须与“经界法”配套实行，否则效果不佳；贾似道“公田法”已逸出赋税整顿范围，是政府在财政破产之际以筹措军粮为目的的救急之策，属于大规模侵犯民间土地产权的倒行逆施，结果加速了南宋的灭亡。郭东旭的《南宋民众诉讼成本问题探析》一文，通过梳理南宋时期民众诉讼中负担的繁杂费用和诉讼中产生的各种连带成本、额外支出，以及诉讼过程中耗费的精神成本，探讨了南宋民众诉讼成本高昂的原因。有关南宋经济与法律的文章还有屈超立的《刘克庄司法活动述论》、王云裳的《宋代军队中的酒业经营及宋廷政策》等。

南宋思想方面。范立舟的《弥勒信仰与宋元白莲教》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阐释了元代白莲教出现前弥勒信仰如何显现在中国精神世界里，弥勒信仰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特点，弥勒信仰为什么具有为下层社会所利用作为反叛组织形式的价值，以及白莲教为什么在元代转而与弥勒信仰融汇等问题。粟品孝、熊瑜《关于朱熹与书院关系的几个问题》一文提出了一下四个观点：朱熹乾道三年访问张栻时，未在城南书院讲学；当时在岳麓书院的讲学并非盛况空前，也没有手书“忠孝廉节”四字；朱熹在绍熙五年整顿岳麓书院时，并没有加以重建；朱熹创建的寒泉、武夷和竹林精舍属于私学，不宜直接纳入书院系统来分析。关于南宋思想文化方面的论文还有朱瑞熙的《朱熹理学概论》、张希清的《朱熹陈亮王霸之辩申论》，杨国宜的《论陈傅良的学派、思想和风格》，肖建新的《立法  变法——论南宋陈傅良的法制理念》，王宇的《“超子入经”与“经子两属”：南宋〈孟子〉的目录学归属问题》，张伟的《杨简社会改革思想探析》等。

南宋家族和社会阶层方面。邓小南《何澹与龙泉何氏家族》一文通过《丽水宋元墓志集录》以及龙泉市档案馆藏元明清历代相继续纂的《清源何氏宗谱》等新出史料与传世文献的比对辨析，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何澹及其家族的了解，为南宋浙东地区家族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包伟民《宋代乡制再议》一文，探讨了宋代基层管理体制，认为唐宋间乡村制度的演变，说明乡里都保等基层管理单位、功能各有侧重，虽然相互之间有时表现出一定的管辖与从属关系，不能以正式的行政区划层级比拟之。有关南宋家族和南宋社会方面的论文还有魏峰的《先茔碑记与宋元代家族组织》，王善军的《南宋社会中的契丹人》、张锦鹏的《南宋富民阶层成长的社会空间分析》等。

南宋社会生活方面。近藤一成《传入日本大德寺的五百罗汉图铭文与南宋明州士人社会》通过对传入日本大德寺的五百罗汉图中部分画作中的施入者铭文进行研究，探讨了明州东钱湖一带的士人在基层政权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们与中央精英之间的关系问题。徐吉军的《北宋中原风俗对南宋浙江的影响》一文，讨论了北宋王朝的灭亡和宋代政治中心的南迁后，大量中原士民移居浙江，在衣食住行、岁时节日、婚丧嫁娶、宗教信仰以及语言等方面对浙江的影响。方建新《宋代离婚探考》一文则重点以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所载案件为例，系统分析了宋代离婚的各种情况。与南宋社会生活有关的论文还有方健的《南宋的行团会社》、刘复生的《从“泸县宋墓”的年代看川南社会与民族关系的变化》、梁建国的《东京梦华：南宋人的开封记忆》等。

史学、史料及考证方面。王德毅的《朱熹纂修史书的贡献与对后世史学的影响》认为，朱熹除道学外，史学贡献亦最大。首先是创纲目体，法《春秋》，强调正统史观，影响後世更深远。其次是编辑《三朝、五朝名臣言行录》，汇辑各种第一手史料而归於一，也是一种开创。第三是纂辑《伊洛渊源录》，也是辑录第一手史料而成的。此外，朱熹又撰《伊川先生年谱》，内中颇称许程颐任侍讲时的道骨和学养。这些都为后世所效法。李裕民的《〈曲洧旧闻〉、〈南窗纪谈〉真伪辨》一文认为，余嘉锡论定的《南窗纪谈》抄《曲洧旧闻》，今本《南窗纪谈》是伪作的观点是错误的，事实恰恰相反，是《曲洧旧闻》抄了《南窗纪谈》，今十卷本《曲洧旧闻》内杂有许多伪作。相关论文还有束景南的《关于宗泽文集若干重要问题新考》、龚延明的《“千品”解及其他——（南宋）王应麟〈小学绀珠·职官类〉札记》、罗炳良的《李攸〈宋朝事实〉的编撰及其史料价值》、李伟国的《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原本的文献价值》、周扬波的《道光本〈四隐集〉的版本价值》等。

本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涉及南宋人物研究的有刘静贞《吕祖谦的感情世界──另一种认识的尝试》、汪圣铎的《赵范、赵葵研究》、俞兆鹏的《李庭芝决非民族英雄》、廖咸惠《学力与天命：文天祥的人生际遇及其命运观》等。涉及教育和文化事业的有章宏伟的《南宋出版文化考述》、何兆泉《走出宫院：南宋宫学向宗学的转变》、顾志兴的《南宋国家和宫廷藏书的恢复和重建—以高宗、理宗为例》、苗春德的《试论南宋社会教育》、赵国权的《通过帝王传记看南宋“重文”文教政策的传承与调适》等。涉及南宋文学、艺术、宗教和科技等方面的有王水照的《〈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与南宋诗歌发展观》、杨果的《〈王魁负桂英〉故事在宋代的变迁及其政治道德意涵》、徐宏图的《论南宋戏文的思想性、艺术成就及其影响》、石川重雄的《宋代佛教的清规与国法—僧尼治罚问题》、李辉的《南宋布袋图与布袋像赞》、邓禾颖的《南宋早期宫廷用瓷及相关问题探析》、唐俊杰的《从造纸遗址的发现看南宋临安的竹纸生产技术》等。此外，还有一些与南宋临安有关的论文，如李弘祺的《南宋西湖上的游船有多大？--论宋代量度船只大小的单位与方法》、高桥弘臣的《南宋临安与纸币》、林正秋的《南宋皇城东宫初探》、鲍志成的《南宋临安十大御前宫观考略》等。也有一些涉及宋代国家具体运作的讨论，比如黄纯艳的《南宋朝贡体系的构成与运行》一文从秩序规定、交往方式和双向认识等角度探讨南宋时期的朝贡体系的构成形态；李华瑞的《抄劄救荒与宋代赈灾户口的调查与统计》一文对目前学界提出的赈济户口统计系统做了新的补正；曹家齐的《两宋朝廷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一文通过对两宋朝廷与岭南地区之间文书传递诸问题的考察，探讨了文书传递经行路线、具体方式、手段和效果等等。

总之，会议讨论的议题十分广泛，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述及。这些成果不仅代表了学者本人近期的研究成果，也反映了当前南宋史研究中的前沿水准，是对近年来海内外南宋史研究的一次大检阅。与会专家对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搭建平台，推进学术”的创新模式给予充分肯定。正如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王水照先生在闭幕式上代表与会专家发言时指出的那样，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开展的南宋史研究工作向“我们全国的学术界发出了一个确定无疑的口号和信心：重新评价南宋。”南宋史研究中心自草创至今，“一步一个脚印，实现了巨大的飞跃。南宋史研究中心本来是杭州市的科研机构，现在确确实实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引领、组织、推动全国的南宋史研究发展的平台……是我们国家学术研究体制的创新。”

通过本次会议，海内外南宋史学者之间的沟通交流进一步加强，杭州作为南宋史研究的中心地位再次得到确认。这必将推动南宋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提升杭州城市文化软实力，促进杭州文化名城建设，促进浙江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转变。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

                             南宋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