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研究的新作
乐文华
文天祥是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他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也正因如此，历来有关他的传记和论著数量十分众多。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世纪的一百年之中，就出版过有关文天祥研究的著作42部、文章233篇，要想在学术上有所突破，并非易事。可喜的是，俞兆鹏和俞晖合著的《文天祥研究》（以下简称俞著），2008年底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近40万字的文天祥研究新作，较之以往的相关传记和论著在学术上有很大的突破。俞兆鹏先生是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俞晖先生是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俞著是浙江省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策划的五十卷《南宋史研究丛书》之一。该丛书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是“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俞著在史事叙述的深细程度和准确性上都超过了以往所有的文天祥传记，它代表了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俞著不仅澄清和纠正了不少前人著述中关于文天祥生平史实的错误，而且对于以往著述中被忽略的史实详加说明。例如，俞著认为文天祥的殿试策是他一生言行的纲领，是研究文天祥的最重要的文献，所以特设《殿试对策》专节，用了上万字的篇幅进行全面评价。又设《上书理宗》一节详细剖析文天祥的《己未上皇帝书》，以示其对研究文天祥政治思想和军事策略的重要性。俞著除了这种评价文天祥的人生观和经济观点、政治主张、军事策略、司法理念、教育思想外，还对他的文学理论以及诗词、书法成就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评论。前人写文天祥传记，大多把重点放在他的抗元斗争和民族节操方面，对其他方面的活动论述得相对简略。俞著有意写文天祥在担任京官和地方官期间的行政智慧和为民思想，并将此作为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难能可贵的是，俞著特地对文天祥各类著作的成书时间、流传过程、历代刊印之各种版本及其源流和异同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这种文献学方面的努力，对后学者大有益处。
对于文天祥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学术争论，俞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例如，关于文天祥的籍贯，俞著列出文天祥十二代祖先的详细迁徙过程和居住地点，证明文天祥是今天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人。关于文天祥的哲学思想同朱熹理学的关联，俞著认为，文天祥的自然观继承了朱熹的唯物主义思想，但他的社会史观则不同于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而是属于唯物史观。俞著通过分析文天祥《王通孙名说》等文及他对外祖父曾珏临终遗言的看法，来说明文天祥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文天祥认为只有产生了人以后，才有仁义礼智之性，这与朱熹认为的未有人而先有仁义礼智之性的客观唯心主义有着明显的不同。文天祥对朱熹理学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对南宋末年的一些著名历史人物，俞著作了重新评价。例如，俞著认为，李庭芝虽有坚守扬州之功，但拥兵自重，缺乏全局观念，曾一度动摇，企图降元，不配称为民族英雄。张世杰虽曾积极抗元，但在战略战术上屡犯错误，并且私心杂念较重，后来又专擅朝政，逃亡海上，排挤文天祥，架空陆秀夫，终至败亡，不配称为“宋末三杰”之一。
俞著不仅仅是一部文天祥的个人传记，它极大地拓展了文天祥研究的新领域。俞著把文天祥的生平事迹放置于整个南宋末期的历史大背景中加以考察，以便更好地理解文天祥和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形式的互动关系，并概括地总结出南宋灭亡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因此，俞著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南宋亡国史的性质，让读者能从中吸取深刻的历史教训。除了写文天祥的爱国事迹外，俞著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出发，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介绍其他爱国志士可歌可泣的抗元事迹，如范天顺和牛富守樊城、谢徽明守富阳、密佑守江西、李芾守潭州、姜才守扬州、陈文龙守兴化军、李梓发守南安城以及永新县三千抗元义士一同投水殉国等等，以示宋末民族英雄之众多，并非仅有文天祥一人。俞著还对文天祥赣州勤王军中的将领以及后来同督府中的成员作了全面介绍，以展示文天祥抗元队伍的群众力量。俞著将一个立体的宋末抗元斗争画面展现出来，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具有优良的爱国传统，文天祥只不过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虽然同以往的相关传记和论著一样，俞著也必然着重介绍文天祥的爱国思想和民族节操，但是较之以往的研究成果，俞著在理论方面有了相当大的突破。首先，俞著对“爱国主义”一词的内涵作了新的更为全面的阐述。俞著认为，爱国主义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崇奉的道德观念，而文天祥的爱国精神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其次，俞著将文天祥的爱国精神称之为“文山精神”，并将“文山精神”的内涵和主要特征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即：“法天不息”的革新精神；反抗侵略的爱国精神；关心百姓的爱民精神；敬老爱幼的孝慈精神；不慕官位的廉洁精神；重视教化的人文精神；坚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这也是全书的结论。俞著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地挖掘和大力地宣扬，以史为鉴，学以致用，这对于我们今天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都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一般传记之中都难免存在为传主避讳的情况，况且我国在一定时期还曾经有过将伟人符号化和高大全化的错误倾向。例如，文天祥二弟文璧投降蒙古并在元朝任官，而且文天祥本人得知此事后也未对文璧加以指责。以往传记和论著怕影响了文天祥的光辉形象，对此往往一笔带过。俞著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杜绝了这一流弊，对此不仅没有刻意回避，而且祥加论述。俞著认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忠和孝都是士大夫的核心价值观，文天祥把忠和孝都看得很重。但在忠孝不能两全的客观条件下，哥哥选择了为国尽忠，弟弟选择了为家尽孝，这也反映出文天祥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实属无奈之举。俞著本着真理与价值辩证统一的原则特别指出，元朝统一中国后，时代进入了另一个新阶段，历史任务也有所改变，评价人物的标准已不再是是否忠于宋朝，而是看他是否能推动元初社会进步。作为一名南宋地方官的文璧降元任官时，赵宋政权已经灭亡，元朝已经完成统一。文璧降元对宋朝来说是不忠，但其情有可悯。俞著认为，文天祥兄弟都是有血有肉的封建士大夫，我们不能脱离实际，苛求古人。由此可见，俞著在坚持科学精神的同时，又处处流露出人文关怀，将一个真实、生动、饱满的文天祥呈现给了读者。
最后，俞著史料丰富，论证缜密，学术规范，而且文字流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